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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福建、四川等省份相继提出推进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研究区域经济的专家表示，本轮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大部制”改革来降低行政成本和财政负担，缓解财政压力。
但他们同时指出，改革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地域与人口之间的关系，在加强公共服务和减少财政负担之间寻找平衡点。另外，从长远看，改善地方财力，还是要从调整税收机制入手。
6月7日，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政府网站发文称，要不断提升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工作实效，严格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要坚决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盯住“七个有之”问题高度警惕、严肃查处。
5月27日，福建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漳州市东山县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翼提出，要落实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任务，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机构职能体系，进一步增强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持续推进“多网合一”。
人口小县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财政供养压力大、行政成本高。以四川省乡城县为例，该县位于甘孜州西南部，是一个以藏族为主，彝族、羌族、苗族、回族等16个民族聚居的县。2022年末常住人口30400人，当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645万元。这就意味着，为保障当地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乡城县人均公共服务支出要达到6462元。2022年，上海市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仅为1828元，相比之下可以说明乡城县政府机构设置十分臃肿。
本轮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始于山西，2020年以来，山西先后分两批推进6个人口小县的改革试点，包括忻州市河曲县、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近两年来，青海、湖南、安徽、甘肃、江西、陕西等地也相继释放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的信号。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告诉界面新闻，我国县城人口规模差别巨大，根据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口最多的县是广东省普宁市，常住人口248万人，人口最少的县是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常住人口仅8454人。
“所以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设置现成的部委办局其实是不合适的，这次启动的人口规模偏小的这一类的县城的机构改革，其实是走一个所谓的‘大部制’的道路，压缩这类县城的公务员规模。控制一个比较正常的公务员跟县域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的出发点是对的。”尹稚说。
据山西省忻州市政府2022年发布的信息，作为第一批试点的河曲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各项任务基本完成，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消息称，河曲县大刀阔斧改革，将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将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核减为659名，“大部制”目标基本实现。
但另一方面，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促进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发展质量，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肖金成强调，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不能一概而论，要因地制宜。他指出，政府除了管理职能外，还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如果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过大，民众会感到不便，但如果设置的机构过多，又会加重财政负担。因此，需要在加强公共服务和减少财政负担之间寻找平衡。
“人口较少的县，财政支出相对较少，改革可以节约资源，但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可能跟不上需求。例如，甘孜州的面积相当于山东省，但人口数量仅相当于一个县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将导致人员不能减少，机构不能精简，这就需要进行改革探索。”肖金成对界面新闻说。
尹稚指出，过去两年，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状况面临普遍性挑战。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财税体制以央地分税为主，中央政府掌握主要税收来源，地方政府则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作为重要的财政补充。近两年，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导致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税来源短缺的问题。
他表示，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日益加重，但相应的财政权利并未得到充分保障。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对国家税收体制进行改革，调整央地分税机制，以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呼吁对税收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期待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能够就财税体制改革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尹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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